引言
我国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，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价值凸显。2022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》强调，要从数据赋权、流通交易、利益分配及安全合规四方面构建数据制度体系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。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“新质生产力”概念，以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社会高质量发展［1］。数据作为新质生产要素，对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。新质生产力理念下，我国正由数据保护转向数据流通利用。然而，数据产权界定的模糊性，不仅抑制了数据要素的有效流通，更固化了数据孤岛现象。与此同时，在数据开发利用的全链条中，个人数据保护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。在市场竞争格局中，企业持有的商业数据并非凭空产生，其价值根植于对海量个人信息的收集、加工与分析。正是个人信息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，驱动企业投入资源进行深度挖掘，以洞察市场趋势、描绘用户画像。这一过程不仅助力企业优化运营决策、迭代产品服务，最终也转化为其核心市场竞争力［2］。尽管企业数据的价值根植于海量的个人信息，但在实践中，价值的创造者与获益者却严重错位。一方面，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悬殊的谈判地位，个人用户往往在未获得合理对价的情况下，被迫让渡其数据权利，造成了价值分配源头上的失衡；另一方面，这种失衡进一步传导至市场竞争层面：数据资源向头部平台高度集中后，形成了坚固的竞争壁垒。部分市场主导者滥用其数据优势，通过拒绝交易或附加不合理条件等方式实施数据封锁，严重抑制了市场创新与公平竞争。在此背景下，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潜能被极大束缚。协调多元主体利益、构建公平高效的数据权益体系，是数字时代赋予法律制度的时代使命。立足于权责平衡视角，多维度探索法律回应策略，既是解决当前数据流转困局的现实诉求，亦是擘画未来数字文明制度蓝图的必由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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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信息：
许茂恒1，付颜2，李欣洋3，叶永青4
(1.武汉大学法学院，湖北武汉430072；
2.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，江苏南京210000；
3.温州市人民检察院，浙江温州325000；
4.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浙江杭州310000)
